“未知和记会做何反应。”朱之余有些拿不准,自己是等着锁拿到京师,还是偷偷还乡潜藏,以和记的实力,只要张瀚回到草原上,十几万大军一个月内就能南下,横扫大同宣府到京师一带,隔绝陕甘,整个北方瞬间就会大乱。
如果和记真的这么做了,朝廷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可言,只能退缩防守,京师不失就是朝廷最后的底线。
退守京师,徐图反击,这是天启皇帝在时定下的策略,朱之余看当今皇帝的手腕做法,恐怕未必会这么做。
朱之余的怀疑并不错,崇祯在执政十七年给人留下最大的印象就是急燥,总是犯不该犯的错误。
崇祯二年时他才十九岁,怒杀袁崇焕导致关宁兵叛逃,还可以原谅是年少缺乏经验。
崇祯四年到重修大凌河城,逼迫张春吴襄等人援助,调登州兵渡海援辽,结果导致吴桥兵变,祖大寿和祖家精锐尽失,张春所率大军全军覆没。
崇祯十一年逼卢象升与清军会战,又不给全力支持,导致卢象升兵败战死,再于十四年逼洪承畴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与皇太极会战,明军精锐尽丧,事实上亡国。
到了孙传庭好不容易凑起了一支十余万人的大军,当时的有识之士无不劝皇帝慎重,不可轻易与李自成决战。
有文官上奏说:这是皇上的最后一副家当,绝不可轻易拿出来使用。
崇祯不听,逼迫孙传庭率最后的主力与李自成决战,后果可想而知,明军根本没有完全准备好,而农民军的实力其实已经远在孙传庭掌握的秦军之上了。
孙传庭的“最后家当”一完,崇祯其实已经坐着等死了,这是人人都看到的事实。但一直到农民军距离京师很近了,崇祯既没有下定决心南逃,也没有下决心调关宁兵来驻守京师,首鼠两端,既想活命,又要名声,该做决断时不敢做,不该做的决断时,又完全不计后果。行事往往冲动,对事情的结果不充份考虑到失败的可能,总是充满幻想,焦虑,急燥,残酷。在其治下,既没有能有担当的大臣,也没有一心为国的将领,少数的几个能担当大局的大臣,不是被他逼死,就是被他杀死了,这样的人,吊死煤山完全是咎由自取,只是其临死不放太子南下,简直莫名其妙,害了自己不说,连大明江山和华夏的文明传承,也是叫此人给害惨了。
朱之余当然不会考虑的那么深远,但他已经感觉到了皇帝做事的急切和莽撞,如果兵祸连结,自己又何必跑到京师受罪?先躲起来,若是和记得了天下,自己曾经的经历反而是种助力,新朝需要大量的文官帮手,没准自己还能扶摇直上,更进好几步呢!
“东翁。”朱之余的一个幕僚就是大同人,对张瀚充满敬佩,他有些担忧的道:“和记的矿兵刚动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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