正常年景,黄家的地平均能收三石,有一些不好的旱田也能收两石,再种些小米,豌豆,大豆,高粱,一年两季几千石粮总是能收下来,以现在的亩产,麦子只有收不到五百石,杂粮也收不到多少,算算一千石的收成也未必有,而黄榜可免,白榜却要看各家的实力和人脉,黄玉成的人脉普通,这两年也是被迫上交不少白榜赋税,随便一算,种地的收成十分有限,竟然不够开销!
而帮着和裕升种地的人们,收成就是明显不同。
事实也是摆在黄玉成的眼前,和裕升的田种的极好,麦杆散发着青绿色的光泽,因为快收成了,也有些发黄,麦穗则是沉实饱满,不少田亩里的麦杆都半弯着头,是被沉重的麦穗给压弯了杆身。
“和裕升的地……”黄玉成找来的老庄户判断道:“一亩最少四石,近水田可能有五石还多。”
四周响起惊叹声,不少还自己种地的庄户人两眼都有些发红。
山西和大同,额定的田亩很少,人口也不多,一年的赋税额度是上交二百八十万石,在北方各省里的缴纳额度最高,而且这只是黄榜,还有地方赋税等着,就是所谓的苛捐杂税。如果光是交黄榜,负担还不算很重,再连同白榜,每个人都是艰难度日。
不管看医生,买棉花,换铁器,都是要粮食,除了交税,很少有人用现银或铜钱交易,民间的交易九成都是用粮食,不管是正经粮食还是杂粮,不管是自己吃还是用来交换,或是上缴皇粮国税,粮食都是最叫人心安的东西,有它,心里就安稳,没有它,可能就是家破人亡。
对眼前的庄户人来说,说破嘴皮子也是不如眼见为实!
和裕升的地,水利工程好,就算是旱田也能保障最低程度的用水,除了用水,还有很多细节上的不同。
事实就摆在眼前,黄玉成也花了几百两银子造了水车引水和打了好几眼井,尽可能的多浇水,然而天时过于不好,有些水井打的不深,春天水位最低时引水有限,他的地收成最好的不过两石多些,还是浇水较多的田亩,引水困难的旱田,也就是一石半左右。
而有一些完全没有引水工程的旱田,平均亩产肯定不到一石,近来有一不少从陕北逃难过来的人们,据他们说,那里的亩产最惨的连种子粮也收不上来。
天启二年,在整个北方,包括辽东在内都是遇到最严重的灾害,一直到崇祯年间才又抵达一个新的高峰。
相比崇祯年间,此时的加赋程度还不是很高,地方官府的控制力还比较强,朝廷对九边也较为重视,中枢还有财力,应该是不断的调拨粮食到西北地方,稳住了大局,并没有大的流民潮和民变发生。
黄玉成坐在田梗上,一脸颓唐。
他是一个很倔强的人,不过也并不认死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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