京师实行的戒严,于七月上旬解除,不过为防备鞑靼人卷土重来,城中仍旧施行宵禁和门禁,对出入京城的人员进行严格盘查。
这对沈溪来说,并没什么影响,他没心思去京城郊外游逛,安安心心当他的大明上班族即可。
谢迁所说的弘治皇帝要对太子朱厚照的学问进行检查,时间大约在八月中旬,与很大可能是在中秋佳节时,沈溪的准备时间相当宽裕。
沈溪也有小九九:自己有半年没在京城,就算太子在二十一史方面学得不好,也不能完全责怪自己教授得不好。
当东宫讲官的多少都有推诿的心态,反正又不止我一个讲官,责任谁爱担谁来担。
谢铎帮沈溪出书的事,七月中旬有了着落。
京师戒严的这段时间,城中大小印刷作坊俱都停工,直到戒严解除后,大大小小的工坊才重新开张,先期印了三百本,名字不是前世的《阅微草堂笔记》,而是《聊斋志异》,当初沈溪第一次在太学写这本书时就是以《聊斋》定名,其后孙喜良也以相同的名字出书,反正眼下两本书都没有,又同是志怪题材,以后或许可以慢慢增补,合二为一。
谢铎印出书后,将书籍送与京城知交好友,上到大学士李东阳、谢迁,下到他赏识的弟子,主要目的是为沈溪扬名。
或许是谢铎名气够大,又或许是民间志怪小说这种题材新颖,内容充实吸引人,在书籍刊印后,城中很快便开始流传起手抄本来。
尤其在以治学为见长的国子学中,原本孙喜良那一版《聊斋》就颇为流行,而现在的谢铎版可是有当今的国子监祭酒谢铎作的序,还对谢铎以及许多大儒对文章的精妙点评,一时间再次掀起阅读的热潮。
可终究志怪小说不是孔孟之道,就算再有建树,也仅仅是得到些许好评,并不会给著书人带来多大的名气……这年头要在儒学界立足,主要还是得研究儒学,其中以研究程朱理学为代表。
诗词文章同样可以扬名,只是别人不会把你当作大儒看待。而沈溪,在许多人眼里就有些类似于摆弄旁门左道,居然想用志怪小说登堂入室,在人们看来颇觉不可思议,不过既是由谢铎出面刊印,出于对谢铎的尊重,就算很多人心中不认同沈溪的人和书,依然不敢正面抨击。
与此同时,谢家二公子谢丕发起的心学运动,在京城年轻士子中逐步流传开来,经过半年多的酝酿和发酵,如今已小有成就。
谢丕是年轻士子中的佼佼者,他乃阁老之子,才学在京城年轻一辈人中享有盛名,待人和善,交游广阔,而且聪明好学,善于揣摩和发掘心学内容,由他跟同龄人推广,效果比沈溪设想的还要好。
年轻人本来就有叛逆思想,不知不觉心学便得到许多人认同。
沈溪给谢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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