,君主实较民主为优,而中国则尤不能不用君主国体。’此义非独古博士言之也,各国明达之士论者已多,而古博士以共和国民而论共和政治之得失,自为深切明着,乃亦谓中美情殊,不可强为移植。
“彼外人之轸念吾国者且不惜大声疾呼,以为吾民忠告,而吾国人士乃反委心任运,不思为根本解决之谋,甚或明知国势之危,而以一身毁誉利害所关,瞻顾徘徊,惮于发议,将爱国之谓何?国民义务之谓何?
“我等身为中国人民,中国之存亡,即为身家之生死,岂忍苟安默视,坐待其亡!用特纠集同志组成此会,以筹一国之治安,对于国势之前途及共和之利害,各摅所见,以尽切磋之义,并以贡献于国民。国中远识之士,鉴其愚诚,惠然肯来,共相商榷,中国幸甚!”
宣言中所谓的“国中深识之士”,就是影射了袁世凯,以“明知隐患方长,而不得不委曲附从”,为袁世凯的忽而赞成共和,忽而改行帝制的反复无常而辩护。把美国大政治学者古德诺抬出来,举了那么多拙劣的例子,竭力证明君主较民主为优,中国不能不施行君主政体;
最后硬性地作出结论,明确地提出君主制较民主制为优。
八月二十三日,筹安会在石驸马大街正式成立,推杨度为理事长,孙毓筠为副理事长,严复、李燮和、胡瑛、刘师培为理事。
杨度如此热衷于君主制,肯定有趋炎附势的动机在作祟,但不能否认,那个时候,他在思想上就是这样地认识。他是学者,基本的良知还是有的。杨度的一生,极富戏剧性,这个曾经的搞复辟倒退的吹鼓手,最后竟加入了共.产.党,成为了一名社.会.主.义者。
筹安会给会员的通知说:“本会宗旨,原以研究君主、民主国体二者以何适于中国,专以学理之是非与事实之利害为讨论之范围,此外各事,概不涉及。”
筹安会成立后除了发表宣言外,还电请各省将军、巡按使及各团体选派代表晋京,共同讨论国体问题。全国都知这是袁家班的把戏,做官的趋炎附势,为保持禄位,纷纷复电赞成,并答应派代表入会。
不久,湖南、吉林、安徽、南京等处相继组织分会;只有广东分会取名为集思文益会,系梁士诒派所组,不肯依附于杨度的筹安会。
筹安会虽然通知会员说:“本会宗旨,原以研究君主、民主国体二者以何适于中国,专以学理之是非与事实之利害为讨论之范围,此外各事,概不涉及。”
然而,在会员填写入会书后,发现筹安会并不是个研究机构而是一个行动机构,它的行动就是“劝进”。
对于志愿参加入会的人来说,巴不得这是个“从龙”机会,所以当筹安会把投票纸分别发给各省代表,请他们在纸上填写“君宪”或“共和”时,大家当然一致填写君宪了。
筹安会做了一个好像今日美国盖洛普民意测验的工作,然而它的民意却都是假的,虽是假的,却假戏真做。
接下来,筹安会发表了主张“君主立宪”的第二次宣言。
这个宣言分为求治和拨乱两部分。求治部分是要“去伪共和而行真君宪”;拨乱部分则说:“无强大之兵力者,不能一日晏于元首之位。……宪法之条文,议员之笔舌,枪炮一鸣,概归无效。所谓民选,实为兵选。”
结论是“拨乱之法,莫如废民主而立君主;求治之法,莫如废民主专则而行君主立宪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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