、第十二节论自尊、第十三节论合群、第十四节论生利分利、第十五节论毅力、第十六节论义务思想、第十七节论尚武、第十八节论私德、第十九节论民气、第二十节论政治能力。
书的主旨,是要改造中国的国民性,试图把这个老大落后的民族,改造成一个先进强盛的新民族,使“吾四万万人之民德民智民力”,可以同西方的先进民族相匹敌,成为新民。梁启超说:“苟有新民,何患无新制度,无新政府,无新国家。”因此,梁氏自号“新民子”,自称“中国之新民”,他办的杂志也叫做《新民丛报》。总归一句话,他把“新民”看作是“今日中国第一急务”。
胡适读到的《新民说》,是汇编了关于历举西方民族的许多优长、解剖中国国民的奴隶根性的十几篇文章的老版本,觉得给他打开了一个新世界,使他相信中国之外,还有很先进的民族,很先进的文化。
由此,胡适认为:《新民说》的最大贡献在于指出中国民族缺乏西洋民族的许多美德。
言道:“他(梁启超)指出我们所最缺乏而最须采补的是公德,是国家思想,是进取冒险,是权利思想,是自由,是自治,是进步,是自尊,是合群,是生利的能力,是毅力,是义务思想,是尚武,是私德,是政治能力。他在这十几篇文字里,抱着满腔的血诚,怀着无限的信心,用他那枝‘笔锋常带情感’的健笔,指挥那无数的历史例证,组织成那些能使人鼓舞,使人掉泪,使人感激奋发的文章。其中如《论毅力》等篇,我在25年后重读,还感到他的魔力。何况在我十几岁最容易受感动的时期呢?”
另一篇《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》,是梁氏早年的学术著作。他将中国学术思想史分为七个时代:一、胚胎时代,春秋以前是也;二、全盛时代,春秋末及战国是也;三、儒学统一时代,两汉是也;四、老学时代,魏晋是也;五、佛学时代,南北朝、唐是也;六、儒佛混合时代,宋、元、明是也;七、衰落时代,近二百五十年是也;八、复兴时代,今日是也。
这种划分,今天看来自然是需要商榷的,但这是在一百多年前,正如胡适所说,这篇文章“是第一次用历史眼光来整理中国旧学术思想,第一次给我们一个‘学术史’的见解”。因此,胡适也最爱读,而且也给胡适“开辟了一个新世界”,使他知道“四书”“五经”之外,中国还有学术思想。
但梁启超的这篇文章没有写完,只是一个半成品。胡适觉得很失望,很不满足。
后来梁氏又在《新民丛报》上续作,也没有完成,中间仍缺三个时代最紧要的部分。胡适眼巴巴地望了几年,忽然灵机一动:“我在失望的时期,自己忽发野心,心想:我将来若能替梁任公先生补作这几章阙了的中国学术思想史,岂不是很光荣的事业?我越想越高兴,虽然不敢告诉人,却真打定主意做这件事了。这一点野心就是我后来做《中国哲学史》的种子。”
由此可见,梁启超对胡适一生的思想和事业,影响是何等重大。
胡适四十岁左右,在学术界如日中天,堪称泰斗的中青年时期,对已渐被大浪淘退的梁启超,依然敬重有加。
他常说:“我们把梁先生看作老辈”,又说梁任公:“和蔼可亲,全无城府,一团孩子气”。
梁氏逝世,他特别难过,在日记中写道:“今天任公大殓,我在广慧寺。我同(任)叔永、陈寅恪、周寄梅去送他入殓,第一个见着蹇季常,他两眼噙着老泪,我说,我来迟了8分钟!也不觉坠泪了!……有许多任公旧友下泪的。”
20余年后,提及梁启超,胡适又说:“(协和医院)世界最新最完备的一个医院,竞无法延长一位平日体格很强,生龙活虎一般的大人物的寿命。”作为朋友抑或师长,这是胡适先生作为晚辈予以的敬爱和惋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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