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思想场域掀起的思想文化运动。正是以胡适的《文学改良刍议》为冲锋号,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学革命应运而生,尔后,这场语言革命进一步演变为思想革命。五四新文化运动最核心的三位思想领导者应该是陈独秀、胡适与蔡元培。
关于这一点,陈独秀在悼念蔡元培的文章中说:
“五四运动,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,无论是功是罪,都不应该专归到那几个人;可是蔡先生,适之和我,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。”
再具体一点说,蔡元培是北大校长,他把北大改造成了新思想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。陈独秀是《新青年》主编,正是有了这一舆论阵地,新文化运动才会兴起。而胡适则凭借一系列的言论主张,尤其是首倡白话文运动而“暴得大名”。
胡适年仅26岁,陈独秀比他大一轮,是38岁,蔡元培又比陈独秀大一轮,是50岁。三人生肖都属兔。故而,广义的五四新文化运动,可谓是一只“老兔子”带领一只“中兔子”和一只“小兔子”掀起的思想文化上的革命。
五四新文化运动中,胡适是主要的倡导者和主要的领袖之一。人们都知道陈独秀是主要的领袖之一,用电影戏剧界的话说,一号男主角。但是给新文化运动提供一些基本的新思想新观念,并对这些新思想新观念进行比较准确和清晰的解释,胡适的作用是超过陈独秀的。
胡适的主要贡献是首先是首倡文学革命,如陈独秀所说:“手举义旗的是吾友胡适之先生。这是事实,没有疑问的。”
文学革命的基本方面,手段、方法,途径,也是胡适非常清楚的揭示出来,所以很多“五四”成长起来的青年学者后来说,现在人们能够提笔作文,能够开口讲话,都是蒙胡适之先生之赐。就因为,他告诉大家,要用白话代替古文,白话怎么使用,这些具体的要求、标准都是胡适提出来的。
胡适是五四时期第一个提出个性主义,他的那篇《易卜生主义》是最具代表性之作。用个性主义解放男女青年,使他们摆脱旧的专制主义、中华伦理的束缚,自由的选择自己的道路,而且胡适对个性主义也作出了清晰准确的界定。
没有个性的解放,就没有国家的解放,民族的解放。
国人一向不讲个人主义,一讲到个人主义就是罪大恶极。专制者更是视个人主义为大敌,因为一旦个性得到张扬,对专制和专制者的崇拜就无法维持了。
胡适讲个性主义,一定程度上是避免个人主义在国人心目中的恶名声,也吹响了个性解放的号角。
对当时的新派知识分子而言,不论是狭义的五四,还是广义的五四,这场运动可谓取得了双重胜利。
狭义的五四运动,追求的是“外争主权,内惩国贼”,最终的结果是,一方面,被认为是国贼的曹汝霖等人被免职;另一方面,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也没在巴黎和会签字。
广义的五四运动,指向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白话文的推广以及由此而来的新文学、新思想与新观念的变革。在这方面,狭义的五四运动的发生,最终将这场广义的五四思想革命推向了纵深与高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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