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思想场域掀起的思想文化运动。正是以胡适的《文学改良刍议》为冲锋号，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学革命应运而生，尔后，这场语言革命进一步演变为思想革命。五四新文化运动最核心的三位思想领导者应该是陈独秀、胡适与蔡元培。

　　关于这一点，陈独秀在悼念蔡元培的文章中说：

　　“五四运动，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，无论是功是罪，都不应该专归到那几个人；可是蔡先生，适之和我，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。”

　　再具体一点说，蔡元培是北大校长，他把北大改造成了新思想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。陈独秀是《新青年》主编，正是有了这一舆论阵地，新文化运动才会兴起。而胡适则凭借一系列的言论主张，尤其是首倡白话文运动而“暴得大名”。

　　胡适年仅26岁，陈独秀比他大一轮，是38岁，蔡元培又比陈独秀大一轮，是50岁。三人生肖都属兔。故而，广义的五四新文化运动，可谓是一只“老兔子”带领一只“中兔子”和一只“小兔子”掀起的思想文化上的革命。

　　五四新文化运动中，胡适是主要的倡导者和主要的领袖之一。人们都知道陈独秀是主要的领袖之一，用电影戏剧界的话说，一号男主角。但是给新文化运动提供一些基本的新思想新观念，并对这些新思想新观念进行比较准确和清晰的解释，胡适的作用是超过陈独秀的。

　　胡适的主要贡献是首先是首倡文学革命，如陈独秀所说：“手举义旗的是吾友胡适之先生。这是事实，没有疑问的。”

　　文学革命的基本方面，手段、方法，途径，也是胡适非常清楚的揭示出来，所以很多“五四”成长起来的青年学者后来说，现在人们能够提笔作文，能够开口讲话，都是蒙胡适之先生之赐。就因为，他告诉大家，要用白话代替古文，白话怎么使用，这些具体的要求、标准都是胡适提出来的。

　　胡适是五四时期第一个提出个性主义，他的那篇《易卜生主义》是最具代表性之作。用个性主义解放男女青年，使他们摆脱旧的专制主义、中华伦理的束缚，自由的选择自己的道路，而且胡适对个性主义也作出了清晰准确的界定。

　　没有个性的解放，就没有国家的解放，民族的解放。

　　国人一向不讲个人主义，一讲到个人主义就是罪大恶极。专制者更是视个人主义为大敌，因为一旦个性得到张扬，对专制和专制者的崇拜就无法维持了。

　　胡适讲个性主义，一定程度上是避免个人主义在国人心目中的恶名声，也吹响了个性解放的号角。

　　对当时的新派知识分子而言，不论是狭义的五四，还是广义的五四，这场运动可谓取得了双重胜利。

　　狭义的五四运动，追求的是“外争主权，内惩国贼”，最终的结果是，一方面，被认为是国贼的曹汝霖等人被免职；另一方面，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也没在巴黎和会签字。

　　广义的五四运动，指向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白话文的推广以及由此而来的新文学、新思想与新观念的变革。在这方面，狭义的五四运动的发生，最终将这场广义的五四思想革命推向了纵深与高潮。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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