赵岐著《孟子章句》有其偶然,也有其必然。必然在于汉代孟子的地位一直在提升,在赵岐之前便有孔孟并称的趋势,王充在《论衡》中已然如此。随着以经取士的推行,儒生在政治中的影响越来越高,孟子那种以天下以己任,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也更符合读书人的胃口,党人便是这种风气的极致体现。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,《孟子》得到重视再自然不过。
偶然在于赵岐的个人经历。他的一生和孟子有相似之处,正身直行,却仕途不顺,还因反对阉竖被追杀,逃亡数年,后来复出又遭党祸,被禁锢十余年。为《孟子》作章句的想法就起源于逃亡的那些年,正是孟子的精神支撑着他,不向任何人低头,一路走到今天。
在功业上,他不算成功,但是在个人品德上,他守住了自己的底线,称得上知行合一。
也正因为如此,他对孟子过份推崇,一心将《孟子》与《论语》相提并论,极力将孟子推上亚圣的地位。称孟子为亚圣并非由他首倡,但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。
问题在于人一旦有了偏执,难免用力过猛。赵岐也不例外。他不仅刻意拔高了孟子,还容不得别人对孟子有一点非议,像王充那样的批判精神在他这里根本没有存在的空间。只是这样一来,他反而露出了破绽,被虞翻揪个正着。
《论衡》也不是完美之作,其中逻辑破绽也不少,但虞翻既不是作者,也无意为王充掩饰,错便错了,大大方方的承认,取其精华,弃其糟粕便是,不像赵岐为了替孟子辩护不得不牵强附会,强辞夺理。
胜负从一开始就已判然,虞翻以《刺孟》为本,追问得赵岐左右支绌,迅速陷入自相矛盾的窘境。虞翻很快失去了兴致,准备结束这场没什么挑战性的辩论。
“孟子曰:民为贵,社稷次之,君为轻。先王之道,首在保民。保民而王,天下莫能御。敢问赵公,吴侯之政,朝廷之政,孰更近乎先王之道?”
赵岐面红耳赤。“各有千秋,不分伯仲。”
虞翻哼了一声,也不反驳。“既然如此,那吴侯可为王乎?”
赵岐无言以对,下意识地瞅了一眼旁边的陆议。
陆议笔走龙蛇,写下“太仆默然”四字。
见赵岐不答,虞翻又接着问道:“董卓作乱,天子播迁,中原板荡,袁绍谋逆,吴侯亲冒锋矢,破徐荣于南阳,讨袁绍于官渡,平公孙度于辽东,可谓安社稷乎?”
赵岐看看孙策。孙策面带微笑。赵岐窘了片刻,说道:“吴侯善战,天下皆知。”
虞翻冷笑一声:“赵公久在京师,潜心著述,论孟子以民为本之意,却不知天下民心所向么?就算不知中原百姓归之如流,亦当知关中百姓多有逃难南阳之人。赵公,孟子曰:尽信书不如无书,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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