孙策对佛教不怎么熟悉,既没有深入了解过佛经道义,也没有参加过什么坐禅打七,所谓了解也只是逛逛寺庙,走马观花,最多是读过一些佛教史,很少涉及佛教经义。他了解的佛教也是已经汉化的佛教,没什么华夷之别,不存在外来的和尚会念经的思想。
但他却很清楚,就辩论而言,道教徒真不是佛教徒的对手,这是历史已经反复证明的。以后不行,现在就更不行了。别的不说,即以经籍论,佛教已经形成了完备的体系,只是还没翻译过来,道教有什么,《太平经》?那就是一部混杂了儒道思想和巫术的汇编,自圆其说都谈不上,更别说与人论战了。
当然,佛教徒再能辩,还是辩不过皇权,最后是在华夏大地传播开了,却也不再是原本的佛教。可那只是皇权一时的成功,并不是真正的胜利者。等佛教传播开来之后,受到威胁的皇权几次反扑都没能成功。
孙策有一种强烈的无力感。在战场上,他可以游刃有余,即使面对强敌也能镇定自若,打不过也能走得掉。可是在思想领域,他远远做不到那么从容,慌得一逼。前世三杯之后,与同好谈古论今,他可以放言无忌,指点江山,笑谈古今权贵,可那只是看人挑担不吃力,现在他是当政者,就没那么从容了。
尤其是当他清楚佛教的诱惑与威胁时——连郭嘉那样的浪荡子都喜欢读佛经,更何况那些本来就喜欢坐而论道的读书人。就连他自己都不敢说佛教全是胡说八道,穿越焉知不是轮回?
道教求今生,重实干,从外丹到内家,从养生到道医,但谁也没见过不死的活神仙,所以道教纵能兴盛一时,终究还是没落了。佛教求来生,重思辨,来生无法验证,思辨诱人神往,所以佛教一直兴盛。
孙策很纠结。
对孙策的纠结,虞翻有些不以为然。他坚信主动权在手,清除佛教的影响并不是难事。孙策对他的自信不以为然,却也无法说明,只得让他先去部署。无论如何,总要先找到严浮调和于吉再说。
虞翻汇报完工作,孙策留饭,两人又谈了很久,却以具体的政务为主。他平时不怎么过问具体的事,基本交给虞翻处理,有疑问也只是通过公文来往,如今回都,虞翻自然要将相关的事务汇报一遍。
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五年计划的完成情况。
五年计划的事筹备了很多年,真正实施是建安元年,击破袁绍之后,中原形势大体初定,第一个五年计划才得以进入实际推行阶段。今年是第四年,能不能如期实现,已经到了关键时刻。
五年计划并不是秘密,实施之初,为了能让治下百姓了解五年计划的意义,对未来充满信心,计划的相关指标是公诸于众的。能不能如期实现,象征着以孙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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