束的君权肆意妄为,都不能让国家强大。
归根结底,还是大宋的立国方针出了问题。
强干弱枝和守内虚外,有没有问题?
肯定有问题!
但没有守内虚外的大唐同样有不少问题,王朝末年的混乱还更恐怖。
相对而言,大宋吸取前朝教训后,建立的政体反而更加成熟,也更加稳定。
出路究竟在哪里?
徐泽的回答是“天下为公”。
国家若只是为了稳定而稳定,就会陷入把百姓当贼来防,无法得到百姓真正拥护和支持。
而其余的利益既得者也只会一面抱怨大宋的软弱,一面拼命地在大宋身上薅羊毛。
徐泽明确解释“天下为公”是公共的共,而非公室的公后,赵遹反而松了一口气,因为这一点并不被时人所排斥。
实际上,“天下为公”的观点一点都不激进,比这更激进得多的都有。
孟子有云:民为贵,社稷次之,君为轻。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。
两百多年后,明太祖朱元璋辑《孟子节文》,便删掉了这句。
但在大宋,这句话却是一点都不犯忌讳的。
自秦汉以降,孟子的地位提升最快的朝代,恰是大宋。
宋神宗熙宁四年,《孟子》一书首次被列入科举考试科目之中。
元丰六年,孟子首次被官方追封为“邹国公”。
翌年,孟子又被批准配享孔庙。
这之后,《孟子》一书才正式升格为儒家经典。
所以,徐泽提出以“天下为公”解决同舟社为谁而建的问题时,没人反对。
实际上,同舟社从成立开始,就一直致力于民生。
不仅解决治下百姓吃饱的问题,还在吃饱的基础上更进一步,有了受教育的机会,还能获得更多的出路。
同舟社旗下的共建会更是扎根最底层,始终统合公共力量。
众人对这一点早已适应,差的只是捅破最后一层纸。
至于一些儒学功底很扎实的文官,也不会纠结这个问题。
打天下可以依靠武将,治理天下最终还是要靠文官。
王朝再如何鼎革,只要拿到了话语解释权,很多事情都只是个形式而已。
儒家早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学派,已经融合了太多的东西,总能变成你需要的样子。
孟子“民为贵,社稷次之,君为轻”的论点能被时人接受且赞扬,其实源头还在“民”的释义上。
士大夫嘴中“民”的定义,与后世“人民”的概念是两码事。
当初,众文官拿这个论点忽悠柔弱好欺的赵祯,简直不要太爽。
旨在打击隐田逃税,确立梯级纳税办法,以减轻下户负担的良法方田均税法,为何会受到很多人的抵制?
就是因为其法“与民争利”!
而赵遹更关心的,是同舟社的稳定和徐、赵两家的安危与富贵。
至于“天下为公”这套理论,他并不是不相信。
因为相不相信不重要,短期内都不可能将其变成现实。
也不是担心理论不成熟,漏洞太多,操作中容易翻船。
因为天下大同根本就是空想,没有具体操作性的理论怎么可能有漏洞?
光是完善这套理论就不知道要花多长时间,在这之前,同舟社只能按照社首的指引,继续坚定走现在这条道路。
赵遹冷静下来后,就明白了自己是关心则乱,要是会前徐泽跟他商量此事,绝对不至于搞出这么大的乱子。
但社首故意不提前商量,显然是另有图谋。
当年在泸南时,赵遹就已经知道论谋略玩心眼,他绝不是自己这个乘龙快婿的对手。
其实,徐泽确实是有不少想法,但主要的还是为了解决同舟社理想和目标的问题。
后世,最初提出“楼上楼下,电灯电话”的伟大目标时,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。
结果,才过几十年,就发现这个目标太小了!
理想必须有,说不定哪天就实现了呢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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