庞大的官田,天下最大的地主其实就是赵官家。
这些官田来源多种多样,既有继承自前代的田产,也有通过组织军队或招募客户、流民开垦的荒田,还有收归国有的逃田、绝户田和罚没田,而组织修圩和废湖泊、陂塘等工程,更是能获得大量的官田。
即便经常有地方官员和民户通过冒佃、盗耕、收买等手段不断蚕食官田,但私田转为官田的进程也始终没有中断过,二者对流的状态下,赵宋的官田数量并不少。
税改之前,徐泽就充分考虑到各种情况,其中就包括大户的反叛,但不论大户叛与不叛,他都没又想过直接打土豪、分田地。
若是有大户不长眼,硬要反叛,当然要毫不留情地毁灭之,并没收其家产;
但若是大户们很苟,始终不反叛,同舟社就打上门去明着抢地,这样做与匪寇何异?
土豪之所以“豪”,可不是因为有钱了才“豪”,大多数情况下,是“豪”了才有钱。
又“豪”又有钱的土豪又不是自己种的庄稼,你想割就任你随便割?
相比起赵宋,同舟社的社会组织确实更加深入基层,但再深入也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。
同舟社的各级官吏和共建会骨干都是活生生的人,没有谁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猴子,都有各自割舍不断的社会关系。
他们有的和本地豪强沾亲带故,有的本身就是豪强子弟,即便没什么根基的底层,也幻想着做豪强。
靠这些人,打土豪,做梦呢!
打土豪、分田地并不是简单的裹挟百姓分浮财,而是一门非常专业的技术活。
它不仅需要严密的组织保证,还需要相应的理论支撑(简单的说,就是分你的地也要分得“合情合理”,分得你无话可说)。
很明显,现阶段的同舟社还没能掌握这门高深技术的精髓,盲目操作的话,很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入另一个极端。
所以,即便造反是改天换地,是利益再分配,是随时都可以掀桌子翻脸的夺权行动,但光破坏一个旧世界是不够的,最重要的还是建设一个新世界。
想要成功打下江山并牢牢守住,就不能一味使用暴烈手段。
要始终紧盯主要矛盾,合理运用多种手段,而不能因为造反就放任暴烈,更不能为了暴烈而暴烈。
治下私田快速兼并之势必须抑制,隐田偷税的现象也必须严厉打击,但此事不能急躁,急躁解决不了问题,还会让问题更复杂。
税法改革只是手段,最终目标是“人心”,而实现这一目的的途径是土地改革,税改只是土地改革的配套手段。
要完成土地改革,最首要的问题,是官府手中要有地,要有大量可供分配的耕地。
先把赵宋朝廷名下的官田拿到手中,以盘活当前局面,再通过税收杠杆不断逼迫大户放血,就能促使土地兼并的持续逆向流动。
这种方法,要远比直接进行高风险、难掌控、强对抗的打土豪行动稳妥得多。
不过,显而易见,有胆量又有能力勾结官吏做手脚,将官田转为私田的,绝不可能是普通民户,所以,这项政策最终还是要落到一些豪强地主的头上。
但转了一圈后,性质已经不一样了。
打土豪是以强硬手段剥夺豪强“数代辛苦经营积累”的“合法财产”,没有阶级论支撑,此种行为就是标准的以强权夺私产的贼寇行为。
豪强们只要不采取过激手段对抗,就能合情合理又合法地硬顶软抗。
而清理官田则是手握大义,变“私”为“公”,变非法为合法。
即便是在赵宋治下,侵占官田也是能治罪的,只是赵宋吏治腐败,各种食利阶层盘根错节,治理太难而已。
赵宋解决不了的问题,同舟社来解决,这就是历史负责的态度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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