,充足的粮食储备稳定了军心民心。
于谦准许官兵预支半年军饷的做法更让全军上下欢呼雀跃。正是凭借着兵力和物资储备上的优势,明军一扫“土木堡之败”后的颓势。最终在北京城下击退了来势汹汹的瓦剌大军。
嘉靖年间受命清剿倭寇的名臣胡宗宪,同样慧眼识人。他重用的俞大猷、戚继光等均在战场上屡立战功,成为抗倭前线的中流砥柱。只是胡宗宪权柄有限,还需要亲自带兵前去救火。但与指挥不动一线的胡宗宪相比,张居正的御下之术可谓登峰造极。
在培养和信用戚继光、李成梁两员名将时,张居正经常给予敲打。如镇守辽东的李成梁,原本立功,下面巡抚已为他申请封爵,张居正却亲自导演了李成梁所部“杀良冒功”的政治风波,又并不继续追责,给予希望。
眼看胡萝卜近在咫尺,李成梁只能兢兢业业,积累战功终于在“东昌堡大捷”后,在张居正授意下,辽东巡抚上奏为李成梁请功。万历七年五月,明神宗朱翊钧下旨册封李成梁为“岁支禄米八百石”的宁远伯,并特许其一子可以世袭卫所指挥使一职。
此时的李成梁表现得颇为恭顺,竟主动上奏请辞。明神宗朱翊钧为此特意批示:“(李成)梁屡立奇功,加恩非滥,谕殚忠奋勇,以图报称,不允辞”。这种让武将毕恭毕敬、不敢造成的本事,是文人知兵的典范。
而让后世最为崇拜的,则是清末以文人统兵的曾国藩。其本人并不善军事,这才有“屡战屡败、屡败屡战”的典故。但他的能力在于善用人、善筹划。最终一手打造出一支颇为强大的湘军。当然,此时已经是洋枪洋炮的时代,武勇已经过时,战争打的是武器和后勤。
纵观中国历史,文人确实可以通过不断的学习逐渐成为一个军事家。但理论上的知识距离成功实践终究还有很大的距离。更何况战争本就是一项极为复杂的系统性博弈,并非个人的天赋、努力与否能决定的。
因此,在历史上我们不难发现那些如王阳明、曾国藩等真正在战争中崭露头角的文臣,他们所具备的优势从来不是“知兵”,而是“知人”“用人”和“会作人”。武将们呢?他们在“重文轻武”的千年魔咒禁锢下,逐渐失去了精气神,成了赳赳武夫,在“文臣知兵”的大环境下任由摆布,成了冲锋陷阵的工具人。
所谓“好男不当兵,好铁不打钉”。到了宋明时期,最优秀的人才是一心一意科举做官,不愿意去当兵,毕竟武职空间有限,地位又低,实在是挺郁闷。事实上,为了打仗,正是在重文轻武的宋朝开始了“武举”。
比试确定了三组考试的程序和外场考武艺、内场考策论兵书的考试办法,武举制度臻于规整。当时,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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