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是令人痛心和失望……”
赵昺话音刚落,文天祥和其他两人脸上都露出尴尬之色,可赵昺并没有客气,而是直言不讳的表明了自己的观点。
正因为自宋初赵匡胤定下与士大夫共治的家法后,历代皇帝都厚待士人,也早就了历史上士人最为风光的时期,他们的动向在某种意义上是中国政治的风向标。在江南沦陷的初时,因为恐慌未除,秩序未定,朝廷官员及士子、儒生散布于各处,混迹于民间,对时局采取观望的态度,当然也有忠贞之士回乡后募集兵勇继续反抗。
而从大形势上来说,此刻的元朝攻灭南宋的战争,在性质上与蒙古国时期的对外征伐已经有所不同,原始掠夺的色彩大大减少,基本已成为汉地政权之间的兼并、统一战争。因此,忽必烈在出兵前,就提出了不嗜杀江南的目标。
在战争中,元廷大量招降宋朝的武将和官员,利用他们继续征战,并安定地方的混乱局面。在宋廷投降后,元廷又下诏:亡宋归附有功官员并才德可用之士,申台呈省以凭录用。将大量的降附官员付吏部使用,并采用换授的办法保留原职。
忽必烈对江南的统治颇具策略性,平宋数年之后,随着抗元势力的失败,江南地方局势逐渐稳定下来,江南地方官员的人选也逐渐改变,通过任满或是告老将他们撤换。另外忽必烈除了从来到北方的南方士人中选拔官员外,还通过求贤的方式,直接从江南选取人才,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,多次进行规模颇为广泛的求贤活动。
但是在废帝北狩之后,一批随迁及征募的宋臣进入元廷形势生了变化。留梦炎、王积翁等人皆是宋廷的高官,他们官拜尚书进入内阁。赵与票、程钜夫、赵孟頫、谢昌元、叶李等名士也进入翰林院,尤其是皇室后裔赵孟頫的应召让那些观望的士人心里生了变化,一批投机士人又主动向其靠拢。导致“从政潮”迅蔓延,就连一些名士大儒和血气方刚的青年才俊也未能免俗。
但赵昺以为环境的变化并不能作为投敌附逆的借口,这是关乎“气节”的大是大非问题,即古人常言“富贵不能淫,威武不能屈”。特别是在民族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十字关口,能否坚守此底线对士人来说无疑是最严峻的考验。而事实上沦陷区民间社会,包括一向被视为社会楷模的知识分子群体,绝非铁板一块,留梦炎等人的被‘重用’加了其分化进程。
当然这些附敌的士人也知道如此做于道德有亏,更违背了圣人之言,便以自保之说希望得到同情式的理解。如此说法应该说很有市场,也常为那些降官所用,因为乱世中寻求自保之道是一种非常普遍的心态,更勿要说在统治体系严密的沦陷区了。许多人称虽然对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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